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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行志的人生，如同一部跨越时代的史诗。从书香门第的少年到抗日战场的勇士，从外交舞台的使者到改革浪潮的推手，他以信念为墨，以行动为笔，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了对党的赤诚、对人民的热爱。他的每一段经历都如同一枚勋章，见证着革命者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前行。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赵行志的故事。
赵行志
赵行志（1917—2009年），江苏武进人，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利用与当时国民党四川省长张群从小同窗好友的关系，积极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共产党的多党合作。母亲曾沉着应对宪兵搜查，掩护在家开会的共产党人。三个哥哥思想进步，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二哥赵忍安为中共武汉地下党的组织创建人之一，直接受周恩来、钱瑛领导，为党传递了大量关键情报。受革命家庭的熏陶，青年时期的赵行志勤奋好学，思想进步，早早埋下了为理想奋斗的种子。
1935年，赵行志来到上海，先后在江万平会计师事务所、中央信托局任职。晚上，则在沪江大学商学院读书。他自幼喜爱读武侠小说，立志打抱天下之不平事。他常说：“做人要讲义气，不能见利忘义。”这样的行事风格指引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不断扩大，民族危亡之际，赵行志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只身奔赴革命圣地延安，8月进入陕北公学和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战士。
赵行志（左三）与战友们合影
1938年底，赵行志随徐向前到山东沂蒙山八路军115师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起先后担任山东纵队政治部会计、民运干事、组织干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八年的浴血奋战。
身居前线，赵行志从未胆怯，始终向着抗战胜利勇往直前。1941年冬，日寇集中兵力对山东革命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部队不仅需要帮助老百姓安全转移、坚壁清野，还需派遣得力干部埋藏机密文件。当时，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赵行志，并郑重叮咛：“克服艰险，完成任务”。次日清晨，鬼子进村，部队掩护老百姓转移，赵行志与老班长迅速挑起两筐机要文件向后山奔去。翻越两座大山后，他们准备在树林隐蔽处掩埋文件时，发现敌人已向山头袭来。他立刻带着老班长向山间一座寺庙转移，见庙里有6个和尚正在打坐念经，为不连累他们，两人马上离开了寺庙。走出没多久便被敌人发现，赵行志随即掏出手枪向敌人开火，掩护老班长转移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经过一番辗转，他最终完成任务，顺利回到部队。
抗战胜利后，自1945年12月起，赵行志先后任华东军区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特务团政治处副主任、警卫旅二团政委等职。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他随三野部队在江苏丹阳作短暂休整，听取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等领导关于解放、接管上海的入城纪律，以及稳定物价、民心、社会的报告，随后随部队进入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上海市军管会宣告成立。赵行志任市军管会文管会党委副书记、秘书处处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党委副书记、人事处处长。同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他担任市人事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赵行志工作笔记（记录于1949年5月13日）
1956年，赵行志担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分管体育工作。为迎接首届全运会，1958年兼任上海市体委党委书记、副主任。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时，任上海代表团党委书记、副团长。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先后担任上海市文教办、市体委、市外办等单位的领导，为上海的治理整顿、恢复生产、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61年，赵行志调至外交部工作，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他与同事们一同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付出了大量努力，成效显著，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1967年1月，赵行志回国在上海工作。
1971年7月，为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赵行志任中国驻喀麦隆共和国首任大使。
1972年8月，周总理会见樊尚·埃丰率领的喀麦隆政府代表团（前排右一为赵行志）
1972年8月，他陪同喀麦隆外交部长樊尚·埃丰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73年3月25日，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和夫人应邀来华访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签订了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协议，加深了中喀人民的友谊。1974年7月，阿希乔总统接见即将离任的赵行志大使，并亲自赠送他一根用非洲紫檀木雕刻的手杖，以表彰他为中喀友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1974年8月，赵行志任中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在任期间，他根据国情与政治形势，为中央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1976年10月，国内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驻伊拉克的赵行志得知此事后，面对外国同行的询问，他笑着用手指着自己的脸说：“聪明老练的外交家用不着多问，只要看看我的脸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其机智灵敏的回应，巧妙地保守了国家机密。
1976年12月，赵行志由中央派往上海工作。他和工作组同志们一起积极落实各项政策，及时起用老干部，为稳定局势，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8年11月3日，赵行志用笔名“赵启”在《解放日报》第2版发表《维护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权威》一文。文章明确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神化、绝对化和僵化的态度；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上的破乱反正，我们必须旗帜鲜明。
1979年4月，赵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12月任副市长。这年，他出访日本，回沪后向市委提出改造上海交通的建议，主张在几条交通主动脉上建高架道路、发展轨道交通。这一建议得到市委的高度重视，为如今上海发达的城市交通打下了基础。80年代初，他在市委办公会议上建议加大上海酒店和商务办公楼的规划和资金投入，以适应上海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随后，联谊大厦、华亭宾馆、贵都大酒店、银河宾馆、希尔顿大酒店等商务办公楼和五星级大酒店先后落成，为上海营造了良好的商务环境。
1981年9月28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在北京成立，李一氓任协会会长，赵行志、朱学范等任副会长。1986年3月至1992年12月，赵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92年春节，邓小平接见上海市党政领导时，与赵行志亲切握手
1993年，赵行志离开领导岗位，但仍心系革命老区建设、扶贫帮困与教育发展。他与夫人不断为延安、沂蒙山等革命老区的学校、纪念馆捐款捐物。2000年，他担任上海市百老德育讲师团顾问，向青少年讲述人生价值、弘扬中华美德。2009年2月逝世。
赵行志的一生，是革命老战士成长与奉献的缩影。从抗日战场的热血青年到外交舞台的智慧使者，从上海建设的实践者到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他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尽心尽职，严于律己，用赤诚与奋斗书写了跨越时代的人生华章。
文字丨肖琳琳（上海理工大学）
资料|区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丨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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